忆不同年代的独木桥:按兴趣选专业 高考老三届成学霸

发布人:国际金融法律学院转载文汇报     发布时间:2014-6-9 10:01:03     点击数:

今天,上海5.2万名考生将走进考场,迎来他们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考试——高考。
  从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37年来,包括应届考生和家长在内,芸芸大众对于“高考”的心态正无形中发生转变。虽然如今考大学相对容易,学生的选择也更多元,但大众对于高考的紧张程度,却远甚于过去。
  作为个人求学经历的一个重要节点,不同年代的高考,记录了不同年代人的记忆。
  1977年
  突然被“通知”参加高考老三届们都成了“学霸”

  周怀阳 (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、我国“蛟龙”号深潜器搭载的首位科学家)
  和如今很多学生花上3年时间备战高考不同,在1977年这个特殊的年份,很多人是被突然“通知”参加高考的。
  同济大学教授周怀阳回忆起参加高考的经历,总觉得无比幸运。1977年7月,周怀阳从江苏省常熟中学高三毕业。家中兄妹三人,按照惯例,身为老大的他要“上山下乡”。偏巧从这年开始,他不用“下乡”了。
  “当时工作是分配的,我高中毕业后还不知道要去干嘛。”无所事事的日子没过几天,周怀阳就听到大喇叭里传出消息:全国恢复高考了。常熟中学的老师立刻通知他返校补课,抓紧准备高考。
  回到常熟中学临时召集的“高考补习班”,周怀阳发现,同来参加补习的居然还有老三届(66届、67届、68届)学生。做起练习题来,老三届们都成了“学霸”。“我们不会的题目,他们都会。毕竟这些人读高中的时候,还是受到了比较正规的教育。”
  草草复习一段时间,周怀阳两眼一摸黑地考大学去了。由于这是全国恢复高考第一年,通知比较突然,所以这一年的考试并不是全国统考。周怀阳的“高考”就先后考了两次:先到苏州市考一次,然后再参加江苏省的高考。
  “一道数学题没做好,考砸了。”数学系没考上,周怀阳收到了南京大学矿床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。
  “矿床”学什么?当时的周怀阳完全不知道,父亲也说不清楚。在当时,考生和家长对于大学知之甚少,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。
  赶上这次幸运的考试,周怀阳就此走上学术道路。“到大学去报到的那天,父亲一路把我送到无锡。在无锡,我第一次看到了火车,然后乘上火车去了南京……”
       1977年
  那时都按兴趣选专业父母从来没有干涉过

  侯晓远(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,教育部“长江学者计划”特聘教授、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)
  “我在1977年高考时被调剂到了物理系,虽然不能圆我的数学家梦了,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我一直用我的经历鼓励那些被调剂到物理系的学生。”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侯晓远的高考经历,在物理系早几届的学生中几乎人人都知道。
  在1977年第一次恢复高考时,侯晓远正在济南郊区的农田里干活。“还记得当时的考点离我插队的地方有10多里地,为了去考试,大早起来先要出村,然后搭乘拖拉机、公交车,反正想尽了一切办法,就担心赶不上考试时间。”
  “那时我们真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填报志愿,因为什么都不知道,父母也不太关心我们是不是考上大学。我就自己看了看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志愿,没有我喜欢的专业就不填了。”当时侯晓远的愿望是考数学系、当数学家,“那时候看徐迟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,看得热血沸腾,就想当陈景润。”
  所以,他当时的第一志愿是上海复旦大学,第二志愿填的是天津南开大学,第三志愿是家门口的山东大学,结果高考时一向最擅长数学的他因为疏忽没考好,虽然分数超了分数线几十分,也只能被调剂进了物理系。
  “其实我的孩子本来今年也应该参加高考的”,侯晓远告诉记者:“但是,他自己选择了到国外去读高中,我想到自己当年也就是这么自己做了考大学的决定、自己选了专业,父母从来没有干涉过,所以在孩子提出时,我投了赞成票。每个人都需要自己成长,高考也不过是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。”
       1982年
  顶着星星月亮去高考清楚地记得考了468分

  徐向东(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校长、上海交通大学教授)
  “我1982年参加高考,是新疆考生。北京时间早晨8点钟开始考试时,新疆还是早晨5点呢!3天时间我都是早晨4点多起床自己骑着自行车去考场的,至今都印象深刻。”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徐向东教授是上世纪80年代的高考生。
  1982年时全国卷的高考考7门,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和政治,但是当时的英语满分是50分,生物满分是30分,数学和物理都各有20分的选做题。“我很清楚地记得,自己考了468分。当时新疆的分数线是320分,我可算是高分考生了。后来到上海才知道,当时上海交通大学、复旦大学在上海都不属于高分学校,因为这些部属院校毕业生都要全国分配,上海考生为了不被分配到外地去,宁可考市属高校。”
  徐向东当时是新疆的奥数选手,在1982年高考预考时,就是全乌鲁木齐市数学考试的第一名。但正因为预考时的数学第一名,让他错失了第一志愿。“当时高考数学时过于自信,拿到考卷就先做20分加分的选做题,结果40分钟都没做出来,只好心慌意乱地从头开始做。”徐向东说,“结果难题没做出,容易的题目也没全对,最拿手的数学就这样考砸了。”
  也正因此,他与当时向往的西安交大失之交臂,“所以每年高考,我都要叮嘱学生,要先确保会做的题目一题不错,这可是我的经验之谈”。
  上世纪80年代高考时的信息不对称,更是给徐向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“当年我是被第二志愿的北京理工大学录取的,进了第一志愿的专业——飞行器专业。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飞行器专业,只想以后研究卫星之类的高科技玩意儿。当时我们班3个理科好的学生都填报了3个不同大学的飞行器专业。结果同样名称的专业,我是研究导弹的,另外两个同学一个研究飞机,另一个研究炮弹。如果是现在,应该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”
       1992年
  有“鲤鱼跳龙门”的渴望考不上大不了回家种田

  罗培新(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院长、“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”获得者)
  在上世纪90年代,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。对一名高三考生来说,今后“吃什么饭、走什么路”,高考是一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考试。
  1992年参加高考的罗培新,老家在福建省连城县,他就读的连城一中,在当地是一所不错的县中。
  高中三年,罗培新一直住宿在学校。“记得离高考还有200天的时候,黑板上就出现了倒计时。”当时,年轻学生对于考大学有着异常热切的向往,用罗培新的话来说,真有一种“鲤鱼跳龙门”的渴望。尤其对农家子弟来说,只要考上大学,人的命运完全就被改写了。
  罗培新参加高考的地点,就是自己就读的中学。高考前一天,很多考生的心情异常紧张,他也不例外。“这一天,我的父母从村里赶到县城来看我,给我打气。他们啥也没说,就给我送了些鸡蛋。”
  罗培新知道,当时父母亲心中其实有千言万语,但无从说起,最后只好拿出几个鸡蛋表示关心。临走前,母亲丢给他一句话:“放心去考”。
  对于母亲的这句送考祝福,罗培新心领神会。“这句话其实还有一层意思:考不上也没关系,反正家里还有地,可以回家种地。”
  文科成绩出众的罗培新后来顺利考上了华东政法大学。他的50个同学中,大约10来个同学上了大学,10来个上了中专,而剩下没有考好的学生大多都选择了复读……
  上世纪90年代,全国录取率只有25%上下的时候,高考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的场面尤为壮观,亦十分惨烈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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